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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坐不住了。1932年的圣诞之夜，蒋无心与家人团聚，致电张学良说：
“北平张主任汉卿兄勋鉴：中正本日到沪，明转杭州检阅空军。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正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正到沪亦已备办，甚望我兄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唯有决战能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中正，有西行。”
汤玉麟，字阁臣，外号“汤二虎”，是与张作霖拜过把子的“绿林”兄弟。张学良对他素以父辈尊之。自平定郭松龄倒戈后，张作霖就派他率步兵旅进入热河，翌年8月任热河特别区都统，1928年热河设省，汤任省主席。省内军政大权均操于他手。虽然拥有3万大军，但是部队腐败落后，斗志萎靡，部队很少训练，汤玉麟又常克扣军饷，士兵们都怨言满腹。
张学良对汤玉麟军队的抵抗能力十分担忧。为加强力量，特命王以哲的独立步兵第7旅进驻古北口，再调万福麟一部进入热河增防。
汤玉麟对之大为不悦。当王以哲派参谋前往承德与汤玉麟接洽联络时，汤忍不住问道：“所说万福麟在密云、怀柔的两个旅也正向热河开来，不知是否真实?”
汤玉麟大发牢骚：“哼！少帅对我有怀疑，不予信任，我不怪他，都是那班小子从中挑拨。他现在主持华北，我是地方官，又是师长，能不听他指挥吗?若有三心二意，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故去的老帅呀！我汤某良心未泯，怎能和日本人勾搭，出卖祖宗的坟墓?我知道你们王军长是少帅的心腹，第7旅来热河没什么，可万福麟是个啥东西?事都坏在他身上，有本事他去收复黑龙江嘛！如果他的部队敢来，想在热河找便宜，我豁出这条老命和他拼了。”
由于汤玉麟作梗，援热的三个步兵旅迟迟不能开动。气得张学良想撤换汤玉麟，蒋介石也同意。但老将张作相则不同意。
张作相分析：“汤玉麟态度蛮横，目中无人。不接受命令事小，弄不好，急则生变，造成东北军分裂事大。不如先派赵参谋长去承德劝说为好。”
赵毅来到承德，向汤玉麟转达了张作相的三条忠告：“大元帅领导我们几个人创立了东北家业，现在我们服从少帅就是服从先大元帅，也才算对得起死者；叙帅(指张景惠)已上贼船当了汉奸，千万不可跟他走；关于中日问题，要静观时局演变，听候中央政府交涉。”
看在先大帅的份上，又见张作相为他讲话，汤玉麟心中有了底，这才对张学良派援热部队不再作梗，万福麟的三个步兵旅顺利进入热河南部。孙殿英的41军也由山西晋城开来。然而孙殿英援热，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蒋介石将他南调，并想伺机抢占热河地盘。
国民政府外长罗文干来电告诉张学良：“……鉴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军用飞机的狂轰滥炸，请设法组织民众自卫队，并用英文给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处发报，请求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
有了以往太深的教训，这次张学良头脑十分清醒，不再相信国联了。东三省的沦陷，不但使他自己的政治地位骤然下降，而且在良心上也受到很大的自责。作为“东北王”，热河已是最后一块领土了；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委会委员长，热河又是华北的最前沿，无论为公为私，都得下定决心，一定要拼个明白，不然的话，还有何颜面去见国人！不抵抗政策让张学良饱尝了耻辱。于是，给南京政府回了这样一份电文：
“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护和平与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继续侵犯我们领土。我们始终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们忍耐已到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本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
张学良的最后这句话，触动了南京政府，唇亡齿寒，热河不保，华北将危在旦夕。东北慷慨地让出，不能再割让华北了。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支持张学良筹备热河保卫战。
但是，当张学良要求南京政府给以人力、物力的支援，询问蒋介石许诺的六个师何时北上时，蒋介石却正集中兵力在江西“围剿”红军，早把许诺置之脑后了。竟作出这样的批复：
“吾人处此忧患横逆之际，唯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
华北财政拮据，军费困难。张学良又致电蒋介石迅筹拨经费，蒋介石批转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设法备一二百万元，以备急时拨付”。宋子文深知东北军财政极为困难，难以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便回电蒋介石：
“日军已集中完毕，不日将攻热河，如目前北方之散漫，财政之无办法，粮食之不济，一攻即破，弟接汉卿电，知其诸事皆因财政束手，不可以进行。”
东北军已无军费，就连日常、军需补给也因东北失守而断绝来源，实在困窘不堪。张学良多次派人去南京交涉，均毫无结果，空手而归。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发起了声援会，为促成支持热河抗战奔走呼号。接着，北京爱国群众又成立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各界爱国团体代表黄炎培、杜重远、王化一等积极活动，终于说服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出面支持热河抗战。
宋子文偕同顾问端纳飞到北京。2月16日张学良连夜召开军事会议，与宋子文、杨杰、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共同商议华北防务问题。第二天，张学良等将领陪同宋子文前往承德，视察热河防御情况。在汤玉麟的欢迎宴会上，宋子文即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我们决不放弃东北，我们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人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这般豪情壮语确实给前方将士鼓了士气。宋子文觉得不过瘾，又发表了《致热河前方将士守土词》再次表示：
“……诸君放心，你们的牺牲是有全国作后盾的，你们打到天边，全国人亦追随你们到天边，你们打到海底，全国人亦追随你们到海底。”群情激奋了。平、津、沪各界人士纷纷致函，援热物资和宣传队也开到热河，支援前方将士的抗日情绪高涨，援热活动热火朝天。
日本人终于撕破脸皮。1933年2月21日，日以“满洲国”的名义向汤玉麟递交了最后通牒，明目张胆地声称，热河不是中国的领土，要中国的军队必须在24小时以内离境。中国政府以及守土的东北军将士，绝对不能接受。于是，一场全国瞩目的热河抗战全方面爆发了。
关东军以第6、8、7、12四个师团为主力，纠合伪军共计有10万余人，分成三路向热河推进。北路由通辽侵入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取凌源。
热河境内除了有东北军的汤玉麟部、万福麟部和改编的冯占海部，还有晋军第41军孙殿英部，以及从吉林、黑龙江撤退下来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等部，总计也有10万之众。针对日、伪三路进攻，各部队也组成三路应战。
尽管张学良做了应战准备，可这场仗委实不好打。热河的战略重要阵地都没有设防，挖的战壕只有膝盖深，不可能防御空袭。更为严重的是驻守华北的军队除东北军外，还有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阎、冯二人本来就与张学良存有宿怨，战斗一打响，他俩的部队根本不听张少帅调遣。在部署热河防御上，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公开顶撞张学良，不服差遣。阎锡山也阳奉阴违，迟迟不按预定方案增援发兵。各派系部队只求自保，无心恋战，与日军稍有接触，便擅自撤退，致使前方全线溃不成军。
日军当天就攻占了南岭，22日又占北票，汤玉麟部在口北营子的守军只略作一下抵抗就退却了。23日，日军进攻开鲁，守开鲁的骑兵9旅旅长崔兴武率部逃到林东，不久就投敌叛国。25日，日军进犯朝阳，汤玉麟部守军107 旅旅长董福廷放弃朝阳，退往凌源，中午，敌人就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进攻叶柏寿，董福亨旅奋起抗敌，后因邵本良率1营投敌，引起部队混乱，致使董部弃枪丢兵落荒而逃。
这时，承德城内，一片惊慌。汤玉麟一筹莫展，赶忙从天津征集大批汽车，还扣留前方军用载重车240余辆，将他搜刮来的大量财宝、急运到天津租界。前往督战的张作相，困坐愁城，与前方联络也被切断。当时，汤玉麟在承德附近还控制着两个旅。张作相一再督促汤派这两旅去承德东10里的黄土梁子布防，那里地势险要，尚可据守。汤玉麟也感到形势危急，下令出动，不料行至中途，部队哗变，要求发放三个月的欠饷，否则拒绝执行任务。汤玉麟不顾大局，丢开部队不管，挟带他的私人财产、逃离承德。汤玉麟临阵逃脱，不仅为世人辱骂，也使张学良蒙受了耻辱。
张作相坐在木椅上，手持叶子烟锅，泪流满面，哭着要绕道去找他的外甥冯占海部队去。经部下再三劝说，被硬推进了汽车，逃到古北口。4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仅以128人就兵不血刃地进占了承德。
3月1日，日军同时逼近赤峰，向东南高地发起攻击。孙殿英部仓促应战，激战一昼夜，虽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但2日，日军增加兵力，再攻高地与赤峰东北处。孙殿英部不支，放弃阵地，退往沽源、多伦。冯占海、李海青、刘振东、邓文等部义勇军也纷纷败退。热河北部的重镇赤峰也失守了。
危急之中，端纳给南京政府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给东北军增援，他说：“……如果政府把那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军队派来，接管古北口与承德之间的设防地带，他们仍然能击退日本人。在这里，日本的通讯和交通线将被延长，依仗掩蔽物和高射炮，日本飞机也会失去作用。谨提出这点紧急建议，望贵国别希望。”
然而，南京政府既没有往前线增派一兵一卒，也没有派飞机支援。轰动一时的热河保卫战，仅仅12天即告夭折了。省会承德被日军先遣部队轻松拿下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指挥“围剿”的大规模战役。
日军轻易攻下热河，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举国唾骂，又做了一次替罪羊，新闻界在《中国评论家》发表专刊，刊登“致张学良”的讽刺信。谴责不仅来自公众，而且也来自政府中的高级官员。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更是落井下石，发起了对张学良的抨击，不仅羞辱、挖苦，还故意歪曲事实，指控张学良向政府索取大量资金，作为自己部队的军费。汪精卫没有忘记1930年9月，是张学良把他的部队开进北平，从而粉碎了阎、冯、汪同盟，他要报这一箭之仇。现在热河失守，真是天赐良机，正好乘机要求张学良下台，便公开挑明要张学良自己提出辞职。
立法院长孙科也对记者说：“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事长官应予严惩。即负责最重的是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中央委员石瑛甚至向中政会递交了要求将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撤职严办的提案。
为此，张学良立即分别向国民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电，表明只有经过最精心的准备之后，才能进行抵抗，草率行动对局势是没有帮助的，并表明了自己肯定是要辞职的，但不希望在没有采取适当的挽回败局的步骤时离开职位。张学良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否认对他关于向政府索取资金的指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张学良请求指示，说：“因为军人没有上司的命令，是不能离开其位的。”蒋介石要他继续任职，并尽力应付困难局面。
然而，蒋介石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手腕。为了表示中央重视华北，支持张学良，蒋先后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雄等人前往北平，预伏棋子，待机取代张学良。起初，黄绍雄不明底细，不愿就任参谋团参谋长之职。蒋介石不得不向他交了底。而张学良却还蒙在鼓里。
张学良因此遭到国人唾骂。他要重整旗鼓，挽回败局。他一面下令第4军团长万福麟部反攻；一面部署长城各口防务，准备率领王以哲军收复热河失地。为了查明前线师中校参谋吕正操速来北平汇报。
吕正操有信心地说：“我部据守界岭口防务在洞就打了胜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可完全打。”
“好！”张学良十分坚决地说，“不顾一切，收复热河。我任命你为116师647团团长，迅速返防，告诉缪澄流、何柱国、孙德荃三位师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了，也要打到底！我找蒋委员长，请求下令反攻！”
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名义，就所能调动的力量作了全面的反攻部署，组成了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央军联合抗日的华北集团军，固守在长城主要隘口石门寨、义院口、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口、马至岭口、古北口等八处。
汪精卫发起的抨击张学良的运动，使得中国政局突然陷于极为戏剧性的危机之中。几乎所有政府委员，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要求辞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迅速对张学良采取措施。
正当张学良积极组织反攻准备时，蒋介石从石家庄来电线日赴保定会面。临行时，张学良对同行的王卓然还信心十足地说：“我与蒋先生见面时，要与他商量反攻热河的事，主要条件是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补充 2000挺轻重机枪和几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补充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战，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打死了比活着受全国唾骂好得多。人反正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方面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
张学良满怀希望地来到保定，蒋介石却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张亲自到站长室给石家庄打电话查询。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了，电话中不便谈，我就来，见面再详谈。”
“T. V(宋子文的英文缩写)怎么说的?他们怎还不来?”顾问端纳有点疑惑地问道。
“我的预料果然不错，这里大有文章，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上对日宣战。”张学良说着，把头调转向王卓然，说：“你好好译给端纳听。”
张学良在保定一连等了三天。这三天内，实际上蒋介石已与何应钦作了密谈，内定何应钦代替张学良，只因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实况还不是很明了，故意暂避不见张学良，让宋子文先去摸底。
9日上午10时，宋子文专车徐徐到达保定，张学良立即登车接谈，约20分钟后张学良就匆匆下车，神色沮丧地回到自己的专车上。王卓然、端纳趋前询问。
张学良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事，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蒋首当其冲，正如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都没好处。我已干脆告诉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
宋子文当即高兴地打电话报告蒋介石：“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
下午4时，蒋介石专车到达保定，进入张学良专车的站台另一边。卫兵吹响接官号，张学良戎装肃立、军礼恭迎。专车停稳，张学良与宋子文登上蒋的专车，没等张学良开口，蒋介石抢先严肃地说：“我接到你的辞职报告，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怨的浪潮，以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同意你辞职，待机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事与子文商量，他能代表我。”
张学良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感谢委员长的苦心，丢失东北，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可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思，绝不可靠，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日军前进。”
蒋介石见已达到逼张学良下野的目的，对张学良的建议只含混不清地敷衍道：“是的，是的。”
两人相谈不过10分钟，蒋介石已露倦容，张学良只好告辞。蒋介石站在车门口，对张学良假仁义地招手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
接着又嘱宋子文：“子文，你留在这里，多陪汉卿谈谈。”列车鸣笛启动，蒋的专车迅速消失在暮色中。
王卓然也说：“副司令，老子说‘福兮祸之伏，祸兮福之倚。’你正好借此机会休息休息，恢复健康。若要真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精神、身体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地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王卓然所指的病，是指张学良已患有烈性毒品瘾。
这时，张学良的身体极度虚弱。他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每走30里就要停车一次，注射毒品针，车到热河，张已疲惫不堪。这样的身心又怎能胜任保卫战的指挥重任呢?！所以，在热河保卫战开始就出现万逃汤跑、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的狼狈相，并不是偶然的。尽管张学良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只想弥补过失，挽回局面，但已无补于事了。
午夜，张学良回到北平顺承王府官邸。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含泪对大家说：“我要到国外去走一走，不久就会回来。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元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中央给我们河北这块地盘，交给孝侯(指于学忠)负责。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乡亲很多，他们已无家可归，要照顾好这些人。多给孝侯一些队伍的目的，就为了抵住日本人的进攻，保住河北省这块地盘。”同日，将东北军改编为51军、53军、57军、67军和63军，共五个军，26万人，均冠以“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称号。分别由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冯占海出任军长。另外有105、106两个独立师。
3月11日，张学良把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移交何应钦，东北军的指挥权也交给了他。这样，华北许多重要职位都落到了蒋介石的亲信手中。
杯酒释兵权，张学良放弃兵权和地盘，就像丢掉一双破鞋那样爽气、干脆。他抱着对蒋介石的效忠，抱着自己的牺牲，慷慨地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觉得自身注定要当这个替罪羔羊，便以坦荡的心怀，公诸世人。但下野后，他不知道“不抵抗”的罪名，还要背到哪一天！代人受过的难言隐痛，只有他自己明白了。即使这样，他还对东北军将士说：“蒋委员长作为朋友，对我始终是十分友好和信任的。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是为国尽力，而不是为我。服从蒋委员长也就是服从我。你们应该忠心为国尽力，我相信蒋委员长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愚忠愚孝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老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一步步地削弱着东北军的力量，以达到其独霸军权的目的。果然，何应钦在接管东北军后，把原来五个军缩编成了四个军。
张学良飞离北平，到了上海，用惊人的毅力，不用任何药物，仅一个星期，戒除了毒瘾。张学良于4月1日，在家人和端纳的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的新生活。昔日拥兵几十万的大将军，转眼即成了一介平民，这惊人的瞬变间孰罪孰过，他要好好思考，努力去寻求一条克己救国的真理，尽快重返战场。
一个月后，蒋介石、何应钦屈辱地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是年5月25日停战。冀东的大好河山成了“非武装区”。蒋介石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丧权辱国，让人痛心疾首！
